社科院杜兰金融硕士｜张宇燕教授：今年要特别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发生转向
张宇燕，男，1960年9月14日生。1979-1983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3-1991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获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1992-1993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后任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室主任，所长助理、副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理事。与盛洪合编《天则论丛》，著有： 1.《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科斯定理-产权-经济制度》，载《读书》，1989年第3期。 3.《奖金最大化模型：对传统中央集中计划经济的反思》，载《经济文献信息》，1990年8月。 4.《狐兔博弈的经济学启示》，载《经济文献信息》，1989年第3、4期。 5. 《经济学与道德行为》，载《经济文献信息》，1991年第6期。 6. 《战争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12期。 7. 《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载《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 8. 《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载《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9. 《经济学与常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1997-1999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后任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国际经济评论》杂志社副主编等等，现为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副所长、党委书记、博士导师。91年前著述较少，从92年后著述颇丰，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研究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曾参与和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经济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其中《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2005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
2019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3月8日，《外商投资法》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在中国推进开放的同时，今年的WTO改革迎来重要的节点。
如何看待《外商投资法》、WTO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可能是怎样的、2019年需要注意的风险有哪些？就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采访了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在张宇燕看来，《外商投资法》强调给予外商国民待遇，把外商在华的权利明确下来了，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被以往法律确定或明确下来的国内企业权利，这在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的背景下也间接利好国内的企业。此外，中国仍然对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于WTO改革，张宇燕认为，WTO改革需要马上解决仲裁机制的问题。中国推动WTO改革主要是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与节奏，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
张宇燕还表示，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之一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要特别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发生的转向。但他同时直言，真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无法预测的。
“中国仍然对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新京报：如何看待《外商投资法》，还有哪些配套措施迫切要解决？
张宇燕：我想强调的是，《外商投资法》给予外商国民待遇或对外商、内商一视同仁，这一点非常重要。《外商投资法》确定的外商权利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这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可能更大。《外商投资法》强调给予外商国民待遇，把外商在华的权利明确下来了，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被以往法律确定或明确下来的国内企业权利，这在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的背景下也间接利好国内的企业。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促进和深化我们国内改革，这部法律将载入新中国史册。
可以想象，伴随着《外商投资法》的生效还有不少配套工作需要细化。比如，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的公布和不断缩减等对政府依法行政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外商投资法》在落实和执行的过程中，需要企业、行政和司法部门等逐渐去适应。这一学习和适应过程不是零成本的。考虑到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完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法律对不同群体和阶层会有不一样的影响。既然《外商投资法》是非中性的，也就不排除它在实施过程中损害部分群体利益的可能，因而会遇到一些阻力。举例来说，《外商投资法》在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伴随外资进入竞争加剧，短期内可能会引起一些摩擦性失业，从而使受影响的人群利益受到损害。对此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要有所准备，尽可能提供失业培训或学习新技能等机会。
新京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市场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外部又有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市场对外资究竟还有多大的吸引力？
张宇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上升，但无论从全球看还是从历史看，劳动力成本高并不是妨碍外资进入的本质因素。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很多，但美国在相当多的年份里都是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流入国。像柬埔寨、尼泊尔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但吸引外资能力并不强。可见，不能说劳动力成本高，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不高。
吸引外资取决于很多因素。除了劳动力成本外，还包括法律环境、汇率制度、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和社会政治稳定等因素。而此次公布的《外商投资法》在保护产权、尊重契约、技术转让等外商关切问题上都做了明文规定，可以说从法律环境方面为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上述多个层面看，中国仍然对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WTO改革需要马上解决仲裁机制的问题”
新京报：WTO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可能是怎样的？
张宇燕：目前关于WTO改革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中最迫切的是仲裁机制，其他包括特殊及差别待遇问题、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WTO主要成员国在改革必要性方面已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改革的内容和力度方面，分歧依然存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DSB）保障了WTO原则及规则的有效落实和执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应由7名成员组成，目前仅3名成员在任。由于美国自2018年以来阻止任命WTO上诉机构新法官，WTO的仲裁机制正常运转遇到很大障碍。如果WTO无法在2019年底前解决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僵局，WTO的仲裁机制将面临实质性瘫痪。这是WTO改革需要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
WTO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发展中国家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在WTO框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成员国承担的责任是有区别的。由此就引出了谁有“资格”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享受特殊待遇的讨论。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在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对此表示质疑。今天的中国无疑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与许多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最不发达国家又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去年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再次批评世贸组织，并且威胁“如果WTO改革再没有进展，我将退出世贸组织。”美国不满WTO是真，认为中国据此占了便宜，但美国并非真正要退出WTO，而是想以退为进，通过改造WTO来对中国做出约束。
对于WTO改革，中国一直持积极态度，中国和欧洲建立了WTO改革的联合小组，希望WTO能够与时俱进。实际上中国已经在为WTO改革做准备工作了，近期引发高度关注的《外商投资法》的颁布就是一例。当然，中国推动WTO改革主要是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与节奏，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
“真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无法预测的”
新京报：如何看待2019年的出口形势？
张宇燕：从今年前两个月数据看，我国出口增速下滑的幅度不小。全球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行压力，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在3.3%到3.5%。经济增速下降和贸易增速下降两者之间，虽然有时相关性并不紧密，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高的。全球增速下滑多少也就意味着贸易增长的疲软。就中国而言，2015年我们的出口达到顶峰，占全球的14%，之后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一直在缓慢下降。同时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同步下降。
对出口增速下降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全球增长速度下滑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间国内需求逐渐扮演经济增长主角亦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大国，出口占比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至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个过程美国、日本等国都曾经历过。换个角度看，这一趋势恰恰反映了中国自身市场的成熟，因为很多东西不用再出口到海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