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金融开放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本文是笔者接受《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主要内容涉及全球化三个趋势，对中国推动金融开放的观察，以及疫情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冲击。转载和引用，请注明出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主持：钟 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