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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教授|金融开放报告系列：待解的问题

时间：2020-11-21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近年来，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但是，政策的放开并不意味着业务开展的顺利，诸多无形障碍依然阻碍外资机构的发展。这既有外资机构自身因素，也受限于目前的开放政策。

为什么一边是政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一边是外资机构不满意的增加？哪些困难是外资机构自身的水土不服？哪些是我国金融开放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哪些是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了解答上述一系列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立项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另辟视角，聚焦于外资金融机构的预期落差和具体诉求，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观察、审视中国的金融开放过程。

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课题负责人、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发布了《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今天起，我们开设专栏，结合《报告》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回答有关中国金融开放的一系列问题。

本期专栏执笔人为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教授徐奇渊。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
”
中国金融开放：感知政策的温度

《报告》发布现场

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衔枚疾进。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聚焦于外资准入和业务限制的放开，具体阐述了金融开放的措施。两年多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制模式方面，以及具体地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开设分支机构限制放松、债券通和沪伦通发展、取消QFIII限额等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即使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外资持有中国金融市场的资产规模、占比也在明显上升。中美在多个领域面临脱钩挑战的背景下，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却得到了强化。

在此背景下，外资金融机构感受到了中国金融开放的机遇。但是同时，外资机构也认为中国业务仍然面临着较大挑战。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易纲行长也指出，“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很快，但外资……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努力与外资机构的获得感之间仍有一定的温差。（传送门：易纲：新发展格局下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思路（视频+全文）

为什么金融开放要关注外资机构的感受？
我国推动金融开放的初心，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而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体而言，金融开放将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

从竞争角度来看，金融开放可以引入更多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开放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互补关系来看，金融开放能够完善、提升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产业升级的要求。当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但是与传统工业有很大不同，这些新兴的经济形态都严重缺乏抵押品，且风险较高。这就更加需要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来满足融资需求。在此背景下，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服务补短板、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从政策视角来看，金融开放可以加速国内金融改革。目前，国内金融监管体系与最佳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需要积极探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成熟的监管体系。外资机构在这些领域的诉求比较突出。这方面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国内金融机构的诉求，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在金融领域，唯有改革、开放齐头并进，才能促进形成更高质量的金融市场发展。

当前，全球疫情蔓延、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关系紧张。在此背景下，金融开放是加深中国与全球世界经济互动的重要方式。中国金融开放的初心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但其最直接地还是吸引外资和外资金融机构，改善其投资、营商环境。因此，在中国推动金融开放的进程中，外资金融机构的视角不容忽视。

如何了解外资金融机构的诉求？

我们的研究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进行分析：

第一，线上问卷调查。研究团队得到了以下三大外国商会的支持：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通过上述三家机构，课题组对其会员单位进行了匿名方式的问卷调查。其中，日本、美国、欧盟商会反馈问卷分别为7份、9份、14份，共计30份。

第二，访谈和会议。2020年6月1日起至9月22日期间，课题组组织了13场次会议和访谈，主要对外资金融机构，同时包括中资机构、监管部门。尤其是对10家外资机构的深入访谈，为我们理解问卷数据背后外资机构的深层次想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第三，对外资机构诉求进行文本分析。2020年8月至9月期间，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发布了《2020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2020/2021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了《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0年白皮书》。课题组就其关于中国金融开放方面的诉求进行了文本分析。

外界如何评价中国金融开放？

在金融业直接投资（FDI）领域，近年来我国开放水平显著提高。OECD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金融业FDI限制指数为0.24，较2014年下降了0.34。在过去5年中，中国在这项指标上的改善幅度超过了所有其他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善主要发生在2018年以来。同时，中国在金融业FDI领域的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2019年，中国金融业FDI监管限制指数为0.24，在OECD的统计中，仅次于新加坡、巴西、越南三个非OECD国家。不过，中国的这一限制指数仍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0.03）。

金融业的FDI限制指数：
过去5年中国改善幅度最大


说明：标注*的国家为OECD国家。

数据来源：OECD，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2020。该指数衡量了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对FDI的法定限制信息，数值均在0到1之间，完全开放得零分，完全封闭得1分。

与OECD的数据一致，我们的问卷也显示：对于过去一年，外资机构总体上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改善。67%的外资机构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提升，27%的外资机构则认为没有明显改善，仅有6%的外资机构认为开放程度有所下降。

参照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计算方法，对上述数据进行赋值加权，得到外资机构对中国金融开放的改善感受指数为80.5，大幅高于50的荣枯线。这表明外资机构对金融开放的进展感受非常明显。

具体来看，美国机构对金融开放感受最显著，欧盟机构感受次之，日本机构感受最弱。三者感受不一，可能是由于三者金融市场主体结构差异较大，而中国过去一年来的金融开放政策以非银行领域的开放为主。

不过外资金融机构仍然感受到较大挑战

问卷数据显示，仅有17%的外资机构认为机遇大于挑战，有60%认为挑战与机遇一样大，甚至有23%认为挑战大于机遇。参照PMI的测算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业务感受到的机遇指数为47，低于50的荣枯线。这表明外资机构感受到更多的是挑战。

根据问卷数据，各项具体挑战的排序分别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43%）、中美关系日益紧张（23%）、合规风险（17%）、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13%）、其他（3%）。其中，“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直接与金融市场开放相关。

同时，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年度外资商会在金融领域的诉求数量分别为118条、119条、122条。外资商会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政策的诉求不但没有减少，甚至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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