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张宇燕：历史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
作者丨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历史是什么？
哲学家爱德华·霍莱特·卡尔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作“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应该讲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提法，即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为何。对此问题，一种较为普遍的回答是：历史无非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无数人类活动的经验，而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能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持这种看法的人（如英国近代史专家格拉斯比在其2001 年的《亲缘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在于解释事件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在于不借助任何理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因为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难以避免私欲和欺骗。从相当意义上讲，公元前5 世纪孔子在《论语》中就阐述过类似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排除价值或主观判断，用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类能做到吗？
在此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对历史或对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使能够客观地记录事实，但记录的完备性究竟怎样？由于事实的领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以至于那些最客观公正的人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或好恶标准对事实进行筛选。卡尔对历史本意的关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筛选事实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历史中注入价值判断或利益影响的过程。对此问题，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中讲道，如果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须是全人类的历史，是全人类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根本就写不出来，因为“历史资料”大多是些能够引起“强势”记录者足够“兴趣”并经过选择而加以记录的事实。结果，人类看到的通常只是一部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史。正是基于历史事实记录的不完备性，由于关注“特殊历史事件”而难以推导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波普开始怀疑历史的意义。
即使存在着客观真实的事实，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麻烦。人类生活或经验如此丰富多彩，为那些标榜客观中立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许多问题上，一旦你想要证明什么，那就一定能够证明什么。这也恰是波普在《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一书中拒斥（历史）归纳主义，推崇证伪方法的主要论据之一。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中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当A 为无论多大的数值，而B趋于无穷大时，Lim(A/B)=0（取极限的结果为0）。换句话说，即使人们可以找到数量巨大的经验事实，但只要样本数量一定，相对于无限的人类生活而言，人们仍旧无法推导出牢靠的一般性结论来。据称，这个看上去格外简单的数学结论清除了归纳主义的最后避难所。
接下来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究竟是否存在“客观真实”的事实？许多人都知道那只奇特的“欧拉酒杯”。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欧拉曾巧妙地构造了一只“酒杯”图画，它看上去既像是两张面对面的人脸，又像是一只高脚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于设计巧妙，欧拉酒杯引发了这样一种“窘境”：面对同一画面，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面对特定历史“事实”时，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各异。究竟谁眼中的那个事实才算“真正”的事实？判定的标准何在？这类现象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人类的观察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观察结果。他在《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中引用的话，即“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实际上是在表明，由于人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或掌握的理论结构、所使用的工具甚至价值观，故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或影响的。换言之，的确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却不存在真实的事实。
对事实或证据真实性的质疑，首先来自对事实记录者“诚实品格”的不信任。鉴于对“事实”的收集与整理往往是根据一些先行理论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因研究美国货币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在获奖演说中谈道，凭借直觉，他原以为自然科学家的见解要比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来得更客观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在他听到一位生物学家的评论后彻底改变了：只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学家的政治观点和所倾向的理论，你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科学见解。对事实表示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源于对部分记录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知道，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以及独裁者的威胁或监督下进行写作的，因而他们记录下来的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实。
更有甚者，各个时代都有卖身求荣的“历史学家”。用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在那些持剑强人身后，总是跟着持笔的衰人。先是罪犯杀人，后是这些诡辩家替杀人犯辩护。这样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杀人犯同样可恶。”（见《法国大革命讲稿》正文与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不存在“真实”的事实，等于说历史事实可以改变。可能吗？据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在《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中他写道，历史学是一种探讨，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事迹”，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在这里关键要素有二，即证据和想象。所谓证据，是指那些被叫作文献的东西，是一种已经存在，经由历史学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东西。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释证据的原则在不断地变化着。世人关于利益的内容、获取途径和竞争程度的改变，势必在“证据”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会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其理由也在于此。说到这里，克罗奇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一书中断然地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论断，也就得到了某种呼应。证据可以改变，想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思维画卷，往往是一张由想象织成的网。这张网是在由一系列所谓“权威陈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网结点”之间展开的。那些网结并非现成地赐予我们，而是需要历史学家用批判思维和想象力来编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假定存在着客观事实，但事实终归是要有“意义”的。在麦基编辑的《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 年版）一书中，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R. M.爱尔说道，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你能从事实中获得价值吗？你能从一个“是”字中获得一个“应当”吗? 人们可以运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有智力障碍，但在回答究竟该给智力障碍者以较多还是较少的教育这一问题时，事实的客观性却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以智力障碍为由而不把稀缺的财力物力用于智力障碍者言之有理，同样，以智力障碍为由要求增加对智力障碍者的教育投入亦有道理。这里，指出部分人是智力障碍者这一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在相当多的场景中，我们更需要的还是伴随“应该”而来的行动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在历史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很有必要，但仅仅把目标限定在发现并陈述事实的范围内，历史学家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似乎轻松了些。历史学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
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在阿克顿勋爵看来，历史学绝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照亮心灵的光芒，是人类的良心，是解毒剂，是一出令人激动的戏剧。剥削者和谋杀犯都有可能善终，但他们不可能永远逃脱惩罚，因为历史学会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从而让他们身败名裂。真相高于宣传和偏见。为了做到客观公正，他一再告诫其学生，要努力对朋友和敌人一碗水端平。他还说，政治人物经常不得不吝啬真话，或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进行宣传，甚至撒谎，并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开脱。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说出事实真相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阿克顿心存这样一种信念：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慢慢地减少罪恶。“对观念要比对行动更严厉”，是阿克顿作为历史学家的又一特点。他坦言，他对纳粹理论之痛恨更甚于对其实际后果之厌恶。作为研究者，批驳这些理论正是他的使命。历史的本质和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述”与“作”。“述作”在中文里自古就是一个词。《礼记·乐记》有言：“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子的“述而不作”，来自于他的“删《诗》、《书》”。在“删”的过程中，他的价值取向或判断准则实际上已经融入其中了。《春秋》一书，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老先生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含义。其一，孔老夫子在尊重“事实”的同时又暗含良苦用心，暗含使“乱臣贼子惧”之意，正所谓《春秋》以道义也。其二，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弟子，有了孔子这面旗帜并以孔子为楷模，司马迁成就了自己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