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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金融开放之三：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时间：2020-12-12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数据显示，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规模较小，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外资银行“越小越不行”的现象？

近期发布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以下简称《报告》）从负债端、资产端和中间业务三方面就外资银行在华经营展开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在负债端，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面临约束，而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在资产端，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中间业务方面，市场准入因素使得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综合以上因素，《报告》认为，外资银行面临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尤其是，一些水土不服症状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不完善、金融市场不成熟有关，这就对我国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必须协同推进。

本文为《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专栏第三篇，执笔人为徐奇渊、杨盼盼、钟益、刘禹。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
”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随着对外资银行限制政策的逐步放松，2007年之后外资银行法人化成为趋势，并成为在华的主要经营形式。据不完全统计，31家外资银行由分行改制为本地注册的法人银行。近年来，具备法人地位的外资独资银行的数量稳中有增。

截至2020年第1季度，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法人银行、115家银行分行和14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共975家（含总行、分行、支行)。外资银行在华机构已经具有全球代表性，在BIS公布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2019）中，有14家已在中国设立外资法人银行，其余均设立分行或代表处。2019年末，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资产规模达到4.5万亿元，是2011年末的近2倍。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资产绝对规模都有明显上升。

但是从相对规模来看，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那么成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7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4%，2019年末则降至了1.6%。不仅如此，外资银行的盈利能力也相对较低，根据银保监会官网的数据，2019年4季度外资银行的资产利润率（ROA）为0.63%，低于城商行，而且还明显低于农商行、股份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

可见，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小而美（small and beautiful），而是越小越不行（small and incapable）。这就回到了本专栏之前提出的问题：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挑战，是不公平，还是水土不服？以外资银行为例，我们的调查研究揭示了以下的分析视角：

负债端：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面临约束，而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
外资银行难以像中资银行那样获得低成本的居民储蓄。根据2019年4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外资银行的总负债中，个人存款占比仅为3%，远远低于农信社（57.5%）、中资大型银行（33.4%）等各类银行的占比。

长期以来，外资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额一直有100万元的下限限制。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将这一下限降至了50万元，不过这对于外资分行（不含外资法人银行）而言仍然是一个显性约束。

但是，外资银行的发展受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水土不服有关。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分支网点相对较少，投资成本高、回收期长，而且较少的分支机构难以形成网络效应。另一方面，除了几家外资行能够凭借母行的国际影响力，进入市场时较容易吸引本地客户，其他大部分外资行在中国主要服务于母国客户。上述因素都使得外资银行的个人存款业务发展较为缓慢。

此外，外资银行的母行所在的发达经济体，其金融市场发达、资金定价市场化程度高，因此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同业拆借，较少依赖零售业务、物理网点布局较少。而我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成熟，基准利率及其利率走廊处于发展建设阶段，无论是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还是DR007（存款类机构间利率债质押的7天回购利率），它们在拆借规模和频率上都难以作为中国的基准利率。这也导致外资银行面临资金成本较高，资金来源受限，业务规模难以扩大。

外资银行为什么“越小越不行”？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障碍的分类，具体含义参见专栏系列第二篇。）

资产端：外资银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
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一度从无到有，上升至2007年的2.4%。此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一度快速膨胀。国内银行趁势而上、规模扩张，甚至也形成了一定的金融风险。而外资银行因为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约束，较少参与这些业务，错过了一段发展的窗口期。在去杠杆前夕的2016年，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一度从高点降至1.4%。事实上，2016年与2007年相比，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了156%，仍然获得了较大发展。不过，同期中资银行资产扩张更快，增速达到了334%，因此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还是下降了。

2017年之后，我国开始重塑和强化金融监管。在一些国内金融机构面临防风险、去杠杆压力的同时，外资银行严格的风控、合规管理逐渐由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外资银行面临的监管环境也变得更加中性了。2017年之后，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有了一定的回升。同时也得益于更严格的合规，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也维持在低位。根据银保监会2019年末的数据，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仅为0.67%，低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1.86%），也低于其他各类银行机构的比率。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截至3季度的数据显示，外资银行的不良率仍稳定保持在0.67%。

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因素使得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中间业务是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但是其中间业务发展也面临着约束。事实上，外资银行在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比（2019年为1.6%），甚至明显高于同期利润占比（1.1%）。这说明，外资银行的中间业务优势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整体来看，外资银行中间业务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我国国债、外汇衍生品市场尚不成熟，制约了相关中间业务发展。债券投资缺乏定价基准、缺乏价格发现工具，难以利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此外，部分衍生品市场的试点、准入对外资也有一定限制。目前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就没有包括外资。同时，外汇衍生品的“实需”监管缺乏灵活度。从企业和银行角度来看，在对全年汇率风险进行管理时，可能采用这类策略：1/3现结，1/3通过外汇远期锁定风险，剩余1/3任其浮动，因而无法报出准确的“实需”数据。而外汇管理要求按“实需”逐笔核销，这也妨碍了一揽子保值计划的实施。

业务准入方面，外资银行获得债券主承销商的资格较难。调研中，一些外资机构表示其海外债券业务经验丰富，债券发行、交易规模十分可观。但这些机构仍未获得A类主承销商资格。如果仅从境内外资法人银行自身条件来看，其确实难以在资产规模、客户网络等指标上胜出。不过近年来，相关资质标准已经有所调整，外资母行的优势也部分被纳入了考虑。2019年9月，德意志银行（中国）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首批获得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A类主承资格。不过目前，欧美日三大商会仍然在这方面有着较强的诉求。

此外，外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海外市场具有资源优势，拥有更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更广阔的国际客户网络。但是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外资银行通过该渠道开展中间业务。

综上所述，外资银行面临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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