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外资机构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吗？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处于紧张状态，各大领域都面临一定压力，金融领域也未能例外。那么外资金融机构如何看待这种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为此课题组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并得到了以下三大外资商会的支持：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通过上述三家机构，课题组对其会员单位进行了匿名方式的问卷调查。其中，日本、美国、欧盟商会反馈问卷分别为7份、9份、14份，共计30份。同时，我们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了10场专门访谈。基于上述信息的分析、交叉验证和总结，我们尝试对开头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系列第一篇《中国金融开放：感知政策的温度》已经提到，对过去一年，外资机构普遍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改善。问卷显示：67%的外资机构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提升，仅有6%的外资机构认为开放程度有所下降。不过，外资金融机构也认为在华业务面临较大挑战。其中，有60%的受访者认为挑战与机遇一样大，甚至有23%认为挑战大于机遇。
中美关系在各种挑战中占据何种位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解。根据问卷数据，各项挑战的排序依次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43%）、中美关系日益紧张（23%）、合规风险（17%）、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13%）、其他（3%）。在各项主要挑战中，中美关系紧张位居第二位。
进一步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更加突出。特别是日本、美国金融机构，其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感受更为强烈，两者分别有57%、33%的比例选择了中美关系是最大挑战。同时，欧盟机构在这方面的压力感受甚弱。不过，在本系列第一篇已经提到，目前美国机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感受甚至更加乐观，其在华业务并没有受到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显示了中国金融开放具有普惠性。
外资机构在华面临的主要挑战：美日欧三大商会机构
数据来源：课题组问卷调查。
外资机构仍然看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新加坡、上海是东亚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邀请外资金融机构，就三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行排序。问卷结果显示，在2020年，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排位依次是：港、新、沪。展望2030年，预期金融中心的排位将变为：新、沪、港。
具体而言，对排名的问卷结果取平均值，结果显示：2020年，香港、新加坡、上海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6、1.8、2.6。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外资机构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上海金融市场的很多规模性指标确实巨大，但是国际金融中心更强调国际化程度，而不仅仅是市场体量。另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法律体系、金融市场环境等软件方面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程度还需要提升，资本金融账户的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目前的国际地位。上述评价中肯而富有建设性。不过我们也认为，资本金融账户的开放还需要放到更加全局性的框架中进行深入讨论。
问卷结果还显示，预计到2030年，新加坡、上海、香港的排名平均值分别为：1.7、1.9、2.3。与2020年排名相比，上海、新加坡排名均上升一位，香港排名则相应下降。其中，上海排名的平均值上升幅度最大，从2.6上升到1.9。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地位比较乐观。
对港、新、沪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投票变化
数据说明：圆形中的三种颜色面积，分别是相应排名投票数量占比。
同时，外资机构的预期还显示出了一定的分歧和共识。其中，对于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有较大分歧。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1的比例为53%，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上升了13个百分点。但是同时，认为新加坡在2030年将排位第3的比例也达到了27%，较2020年相应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对于香港和上海的排名变化则具有较强共识。其中，认为上海在2030年将排名第1、第2的比例分别为30%、47%，较2020年的相应比例（14%、13%）均有大幅上升。这表明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的预期比较乐观。特别是上海在2030年排名第1的比例大幅上升，这说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势预期并不完全以香港排名下降为代价。
沪港良性互动将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乐观预期，不仅来自于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强劲、可持续增长的信心，也来自于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较强预期和期待。例如，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预期中国在未来能够继续保持在过去几年中的金融开放力度。因此，这也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上海将建成境外人民币回流的业务中心和全球人民币清算中心。上海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各类衍生品等市场，及其国际化程度都将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
不过，中国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仍然需要时间。在此背景下，香港建成全球人民币离岸中心仍然面临机遇。同时，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金融开放，以及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也都将使得香港金融中心受益，并且相应地对香港金融中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长期来看，来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压力，将推动香港进一步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香港应当从现在国际金融产品的分销、批发中心，更多转向金融产品的创新、研发中心，尤其是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中心, 从而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产业链中的地位，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对于世界而言香港是中国的，对于中国而言香港是世界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应重新评估自身定位，更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更为广阔内地市场的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良性互动，将共同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
执笔人，徐奇渊、戴雨汐。这篇文章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2020外滩金融开放报告：感知政策的温度》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包括：徐奇渊、郑联盛、熊爱宗、杨盼盼、韩冰、朱鹤、张佳佳、杨悦珉、钟益、祝修业、戴雨汐、邓扬眉、刘禹、张振。
作者：徐奇渊、戴雨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