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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升营商环境！社科院杜兰金融导师徐奇渊：核心技术＂杀手锏＂还不多，需努力＂锻长板＂

时间：2021-03-14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近段时间，多个重要会议都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首次提出“锻长板”。与“补短板”相辅相成，二者都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补短板”将在哪些方面发力？“锻长板”的提法有何新意？如何认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营商环境还有何提升空间？带着这些问题，券商中国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徐奇渊。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导师徐奇渊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实际上强调的是对外开放要具有主动性。补短板锻长板也都是要增强我国对外开放主动性。我国所有对外依存度高的领域，并不一定都存在“断供”风险。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同时要实现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杀手锏”。目前我国以核心技术为抓手的“杀手锏”还不多，需要努力锻长板。此外，我国营商环境虽然有较大提升，但还是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供应的不确定性较小

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看，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一些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等对外依存度较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领域都存在供应的不确定性？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导师徐奇渊认为，虽然中国对能源、原材料这类大宗商品的对外依赖度较大，进口规模也相当巨大。但是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方面供应的不确定性较小。因为大宗商品的进口来源地较为多元化，而且商品的同质性程度较高，国际市场的竞争比较充分，价格发现机制也比较成熟。除非发生疫情影响航运、战争等风险，一般而言，这类产品的供应不确定性较小。

“对于一些核心零部件来说，往往只有个别、少数国家能够生产、出口。”徐奇渊说，在这类商品市场上，商品的差异性大、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存在垄断性、供求双方的地位十分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产品的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例如当前中美之间，以及去年日韩之间。

但徐奇渊也表示，中国同时也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的最重要进口国，如果不能向中国出口，外国出口商也将面临相应的巨大损失。因此，这种行为的伤害性也是双向的。进而我们也可以理解，正是因为中国的产业链深度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因此即使美国政客一厢情愿的推进所谓的“脱钩”进程，这也注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一场“持久战”。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做法和指导思想，绝对不是配合美国去加速这个“脱钩”过程，而是要维护全球产业链的互相融合状态。
以核心技术为抓手的“杀手锏”还不多

上周末，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官宣”了华为芯片缺货的事实。他表示，由于美国第二轮制裁，华为芯片无法生产，最近都在缺货阶段，华为手机没有芯片供应，今年手机发货量可能比去年2.4亿台更少。余承东也透露，公司正寻求在操作系统、芯片、数据库、云服务、IoT的标准生态方面构筑自己的能力。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导师徐奇渊认为，当前，全球疫情冲击导致供应链的暂时断档，以及中美冲突背景下的“卡脖子”问题，使得我国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问题进一步突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退回闭关自守的状态。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封闭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状态，固然没有了“卡脖子”的风险，但是经济效率也将大大下降，这方面我们有历史教训。

此外，徐奇渊表示，在保持高度开放的同时要实现产业链的安全、稳定，必须要有足够的“杀手锏”。只有互相对等的卡脖子，才能实现真正的产业链安全以及更高的经济效率。目前我国的生产体系、技术体系都较以往有长足的发展，长板数量也在相对增加，但是以核心技术为抓手的“杀手锏”还不多。科技方面，我国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
“补短板”将发力核心专利技术、基础工业、技术产业化等

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被看作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优势。徐奇渊表示，得益于工业品门类齐全的优势，我国形成了强大的国内生产、配套网络，这是我们产业链稳固、经济具有韧性的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在外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

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也不应当总是陶醉于“工业品门类最为齐全”的描述，而要对我们的长板、短板有客观清醒的认识。“我国的工业品的大门类在总体上最为齐全，但是再往下细分的一些领域、一些关键产品，我们可能无法生产，或者是即使能够生产，但是在良率、性能、稳定性等各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徐奇渊说，这样的例子也绝不是个别情况。在这些短板的背后，一种情况是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足、缺乏核心专利技术，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基础工业、以及技术的产业化不足。

国务院近日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在徐奇渊看来，这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有益探索和尝试。这个行业的投资规模巨大、周期长、风险大，而且对整体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大、外部性强，在新技术时代的商业应用领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结合国际经验来考虑，我赞同政府在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徐奇渊表示，同时也要注意积极发挥市场因素的作用，市场能够做的事情要交给市场。要从打通产、学、研的视角去思考该产业的发展，完善基础工业、推进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仍然要强调开放视角，充分利用全世界的人才、技术资源，为我所用，一定要避免闭门造车。
一批高品质的出口企业、代工企业有望趁势崛起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加速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驱动为主。同时，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出口转内销再获政策支持。对于出口转内销是否会打破国内市场的既有平衡？外部需求下降会否引发国内产能过剩？

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导师徐奇渊认为，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的出口表现并不弱，甚至相对于全球的深度衰退背景，表现还十分强劲，超出了原有的市场预期。其原因与我国医疗物资、电子产品出口强劲有关，与其他国家极端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稳定了总需求有关，也与其他国家深处疫情之中、生产暂时停顿、供应出现瓶颈有关。

WTO在6月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2020年第2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同比降幅约为18.5%。而我国在2季度的出口增速以美元计为微弱正增长，以人民币计价则为4.5%的正增长。刚刚公布的7月份外贸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我国出口值同比增速达到10.4%，再次大超市场预期。

“中国的出口保持了很强的韧性。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大幅上升、达到了历史高点，这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带来的影响。”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导师徐奇渊说。

其次，从结构上来看，确实有部分行业的出口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例如服装、鞋帽等。徐奇渊表示，这类行业出口增速受到冲击，将面临更大的转内销挑战。这类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代工企业。许多代工企业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目前缺少的是品牌、设计等软环节。同时也有一些非代工企业则一直以开发海外市场为主。

但他也表示，这些企业的出口转内销还面临着一些机遇。在疫情冲击下，海外的进口商品供应受到冲击、面临断货。此时转内销企业的产品可以填补国内市场的空缺。如果政府加以适当引导，如品牌方面的扶持，将可能会有一批高品质的出口企业、代工企业趁势崛起。

舆论不能给营商环境“帮倒忙”

最新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已经从2018年的78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这说明中国的营商环境在近年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改善和进步。“这对于巩固我国产业链、推进双循环战略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现实条件。”徐奇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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