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制造业迎来“小时代”，宽松政策退出需谨慎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项目特邀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2011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2016年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同时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40人论坛青年论坛召集人、北京大学海上丝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新华社第四批特约观察员、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库成员。
社科院徐奇渊工作经历
2014年12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2014年10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 主任
2014年10月-11月，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AUM)东方研究中心 访问学者
2014年6月-8月，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访问学者
2014年4月-201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 室副主任
2013年7月-2014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副主任
2013年4月-9月，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Bruegel)访问学者
2011年9月-201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2010年11月-2011年2月，三菱东京UFJ银行，国际通货研究所(IIMA)客座研究员
2009年9月-10月东京一桥大学商学研究科访问学者
2008年8月-2011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流动站博士后
当前中国的经济复苏：制造业“小时代”的归来
从九十年代初至今，我国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间的比较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此时期工业增加值增速较服务业更快，体现了蓬勃向上的工业化进程；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到2013年、2014年左右，此时期工业增速和服务业增速大体相当；第三阶段为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工业。
在第二阶段当中出现了两个短暂的时间段，分别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和当时的趋势不同：即，工业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而且两段时期恰恰均很特殊，分别是2003-2004年的非典及后非典时期，以及2008的次贷危机及后危机时期。这两次工业“小时代”和所在时期历史发展趋势及产业结构变化方向背离，这一次疫情后的复苏也有类似的特点：观察工业和服务业的季度增速可发现，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工业GDP增速明显超过服务业GDP增速，且有望持续几个季度。因此，2020年疫情后我国出现了工业的第三次“小时代”，即工业GDP增速再次反超服务业增速。
可以找到很多其他指标来强化印证上述观点，如工业用电量增速和服务业用电量的增速。工业和服务业每度电产生的GDP是不同的，所以分开来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截至10月我国工业用电同比增速处于30%的历史高分位水平，而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处于90%左右的历史低分位水平。若回溯到2008年左右的第二次“小时代”，这个结论也是完全成立的。
此外观察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可以发现，属于工业的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企业运行表现强于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和住宿餐饮等服务业企业。统计局发布的40个行业的景气指数排名也显示重工业总体强于轻工业，轻工业强于服务业，服务业排名靠后。
在需求端，可以通过CPI及PPI来观察产出缺口。值得注意的是，PPI也有核心和非核心的问题。今年上半年油价大幅下跌，原油期货出现负价格，动力燃料或者大宗商品对PPI有较大影响。剔除掉一些大宗商品能源价格之后，核心PPI仍呈现明显向正的需求缺口回收；CPI方面，除了考虑能源和猪肉价格因素之外，疫情影响下交通运输行业受到的打击亦较大，观察核心CPI可发现，产出缺口基本稳定；GDP平减指数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也有明显的上升，这表明总体产出缺口在缩小。
从需求端来看，产生本次工业“小时代”的原因如下：
首先，消费端出现分化。消费端整体复苏较弱，细分来看，对于有形制成品的消费较强，而住宿餐饮航空旅游等服务业关联的消费均相对较弱。这是由于居家隔离期，消费者要维持一定水平的效用，但服务业效用被动减少，因此会增加一些制成品效用。在此基础上，“6.18”、“双十一”等促销时期，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数据表现较好，这也带动了制造业投资在下半年明显回暖。
其次，消费更趋向于有形制成品，这引导了投资流向工业。由于消费更多偏向于的制成品，而服务业消费偏少，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倾向于有形工业制成品的部门，即投资也倾向于流向工业部门。
最后，国内外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利好中国出口。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的财政刺激力度较大，如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在疫情前是600美元/周，疫情后一度高达1100美元/周，所以在一些偏远地区，疫情发生后政府发放的失业金甚至高于工人在岗的工资水平，同时其需求保持较高水平；在供给端，欧盟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和供给的秩序被破坏，这样一些缺口也由中国弥补。此外，进口替代效应也发挥了明显作用，如对于重卡发动机及一些零部件，我国原先部分依赖进口，但目前国内制造厂商的产能扩大，生产时间拉长，这对原来断掉的进口供应链有补充作用。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急剧上升和进口替代这三个因素共同带来了国内工业制造业进一步的复苏。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
相比前两次，本次小时代有什么不同？一是海外需求相对不够强劲，不像2001年第一次小时代时期，中国刚加入WTO，外部环境相对较好，海外市场需求强劲，每年的出口增速均达20%-30%；二是国内的环境不同，我国目前保持政策定力，二季度经济刚刚恢复正增长时，我国的政策就开始趋向较为谨慎，这也是有必要的，而前面讲到的第二次小时代时期，2008年我国公布4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又实施信贷刺激，对应着超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前述两个条件是这次小时代不具备的。第三，是本次小时代持续时间或会多几个季度，这也是本轮疫情冲击下的新特点，同样与前两次小时代不同。本次西方国家在大举进行财政刺激的时候，供给能力相对不足，刺激下的溢出效应更多流向中国，换言之，中国更多享受到了海外超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这与2009年是相反的，当时我国4万亿刺激计划带动了更多向周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总体而言，我国有内部政策带动的刺激效果，同时也有外部刺激的溢出效应，叠加国内的进口替代效应，共同构成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可继续维持到明年年内较长的一段时间。
对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
在要素市场改革中，要解决市场扭曲问题，市场需要实现出清或要素循环，关键是要找到内循环的堵点在哪里。
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市场扭曲的问题，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来保持增速。宏观调控希望保持增速，但它和体制改革有时似乎存在诸多矛盾。以僵尸企业为例，僵尸企业的存在导致市场不能出清，要素无法循环。在今年疫情的特殊环境下，僵尸企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今年上半年许多中小企业不是被市场竞争淘汰，而是因为疫情中资金链断裂而被淘汰。所以，整个市场相当于进行了一轮非政府的、自发的去产能行为，导致市场产能缩小，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需求又有反弹，出现了供给较紧的状态，海内外需求均较强。今年僵尸企业的问题不严重，但一些头部企业也在大举扩张产能，某些企业的产能扩张目标甚至达到目前标准的二至五倍；而另一些企业认为虽然目前市场整体在扩张产能，制造业投资也呈现复苏，但未来两年后或又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然而，过去的去产能行为更多围绕环保督查和生产安全标准上，受影响的是一些中小企业，那些真正大而不倒的企业仍未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