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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

时间：2021-06-20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本文是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报告《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的总揽报告。课题联合主持人：徐奇渊、东艳。课题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赵海、苏庆义、崔晓敏、姚曦、杨盼盼、马盈盈、熊婉婷、董维佳、陈思翀、郎平、潘圆圆、侯蕾。执笔人为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徐奇渊。

“图片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我们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
图片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
图片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
图片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并存。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

图片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

图片在拜登政府时代，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上升。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

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文 |课题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升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

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摩擦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了。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摩擦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同时，有了中美冲突背景之后，绿色化作为中美之间少有的共识领域、合作领域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主要结论：

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冲突具有特殊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的，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这在美苏、美日等冲突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而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为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产业链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开始反思过去单纯以效率为主导的供应链管理思路，更多考虑效率和安全的平衡。甚至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政府也开始反思产业链政策，强调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会成本作为产业配置的最终标准，对医疗、高科技等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进行调整，比如对国内应急供应链备份、引导关键产业的回流以及回归区域化、缩短价值链等。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疫情通过对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冲击，影响到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我们的研究认为，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般的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

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作为一个参照，美国在2008年也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了尝试，也就是《沃纳-利伯曼法案》。虽然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但第1306条款也列出了免于征税的三类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一般体量不大，其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也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发达国家之上，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额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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