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聚焦|徐奇渊：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中国视角丨全球大变局
自三年前疫情以来，中国供应链成为国际热词。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一旦中国工厂停工了，立刻能听到来自全世界几乎所有工业国和消费国的“哀嚎”。
从某种程度来说，发达国家在面对新冠“躺平”的部分勇气，来源于中国供应链的兜底。而在地缘政治领域接连不断的冲击下，外国专家学者严肃提出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同时，三年以来疫情反复对供应链造成冲击，也对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了负面影响。12月份，浙江省、江苏省等地政府积极组织当地民营企业家到欧洲、澳洲、日本等国家抢单子、见客户，也和上述背景有关。
拨开全球产业链迷雾，看清中国供应链方向。在这样波诡云谲的时代背景下，长江商学院全球大变局第11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统计局“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特邀调查专家”，工信部先进制造业集群50人论坛成员徐奇渊博士，解读与展望中国供应链演变路径与全球产业链冲突与合作前景，帮助企业家们厘清真相，建立对全球供应链变迁的基石认知。
本文精编自全球大变局第11讲线上课堂分享
在各种报告中，经常会提到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三个概念：价值链主要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聚焦利益分配，和效率相关；供应链则是管理学的概念，是企业关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更偏向成本管理，但现在也开始关注稳定和安全问题；而产业链是国家政府关心的，主要是为产业层面的生产衔接和生产布局提供稳定、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三个概念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但某些特定情况下，其意义还是有很大差别。
例如，从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来看，富士康的装配环节并不重要。因为苹果手机的增加值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只是组装环节，增加值相当有限。但是若以供应链视角来看，富士康处于苹果手机供应链网络的核心节点，一旦富士康停摆，则会导致整个苹果供应链的崩溃。
综上，如果强调效率、利益分配、如何通过布局带来实现效率提升，那就需要从价值链视角出发；而如果从安全、稳定、可靠性角度来说，管理学供应链的视角则更为重要。
01、全球产业链的基本盘与悖论：完全自主可控还是全球构建？
在讨论对中国的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之前，需要先对关键产品做界定。关键产品，即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的产品。当然这个定义也不完美，所以只是分析的角度之一。
当前，从关键产品出口的种类数和金额来看，中国都位居于世界领先，数量上接近美国、金额上超过美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力较高。
但我们也应考虑到，中国有较多产品处于产业链偏下游位置，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金额还包含了日韩德美等国产业链中上游价值。所以上面金额的指标可能高估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另外，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影响力也很高。我们要避免出现一对多的情况，要努力维持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稳定、互利共赢，这对于中国产业链安全来说也至为重要。
观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脆弱性，可以根据中国进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高低（中国作为需求方视角）、出口中心度高低（其他国家作为供给方视角），把所有进口的制造业中间产品分为以下四类：
显性“卡脖子”：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的来源比较集中，同时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也比较集中的情况，这类产品供应链脆弱性大，供应链的风险较大。
显性安全：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来源比较分散，同时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也比较低的产品，这类产品供应链脆弱性低，比较安全。
可转为安全类：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来源比较集中，但是全球供给方的出口中心度却较低的情况。这类产品在全球很多国家都能生产，而我国之所以从少数国家进口是因其性价比更高。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大，但可改善空间也大，只要我们愿意牺牲一些性价比，还是可以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所以是可以向安全类转换的类别，不过效率会面临一定的转换代价。
潜在“卡脖子”：指我国进口需求这一端比较分散，但是供给端的出口较为集中的情况。这种产品往往是因为现阶段我们的需求量不大、容易实现分散进口，所以进口来源的集中度比较低、供应链脆弱性小。但是如果我国因为产业升级或消费升级而增加进口这类产品时，可能会导致我国的进口集中度向全球的出口中心度去收敛，所以这类产品有向显性“卡脖子”这类转化的风险。
依据某个国家不同种类产品的脆弱性，结合产品的金额进行加权，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家大类行业（HS2位码的97章产品）的脆弱性。我们对美国、中国等十个重要国家的大类行业脆弱性进行了分析，总体情况如下：
崔晓敏，《十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脆弱性评估》，载于徐奇渊、东艳等著，《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02页
根据这一表格，可以得出2个结论：
第一，各国脆弱性最高的行业往往都是两个行业——电子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这两个行业本身的特点就是集成度较高，分工程度较高，供应链都比较长。
第二，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美国是半导体和电子电气设备都比较强的，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个行业的脆弱度往往也是最高的。同样，传统老牌欧洲国家的机械设备也都很强，而其脆弱度最高的行业也恰恰是机械设备。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竞争力越强的行业，其供应链脆弱度可能也越高。进一步引申，一个国家同时想获得某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以及该产业链在全球的竞争力，这两者恐怕难以同时兼得。
面对国家产业链的上述悖论，美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归类为以下2个方面：
政治维度上来看：美国的很多中间产品的进口来源国，也恰恰是美国的盟国，包括欧洲国家、北美国家、东亚的部分国家，这些国家不会主动卡美国的脖子。在不考虑政治关系时，中国和美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都比较大；但是考虑到政治维度之后，中国的供应链风险则进一步上升，而美国的风险则有所下降。
技术方面的断供能力来看：中国和美国互相断供产品，其痛苦程度并不对称，这一点会体现在经济学所说的价格弹性上，也可以量化来分析。
因此当考虑到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美的供应链风险就会有明显的差异。当然，毕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也很大，美国要卡中国的脖子也存在一定难度。但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到，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上述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同事苏庆义的论文《中美产业链脆弱性比较：经济、政治和断供能力的视角》。
从产品的层面再往深一层来看就是技术。同时，“卡脖子”不仅是卡产品，还有卡技术、卡专利。我们梳理了国际专利合作的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专利技术合作存在脱钩迹象。
第二，在2020年之前，中国和其他中间国家的合作有所增强，弥补了一部分空白。
第三，即使中美之间的专利技术合作数量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是中国第一大专利技术合作伙伴，德国、日本加起来也没有美国多。在2020年之后，中国和其他中间国家的专利技术合作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从美国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边角度来看，缩小打击面，进行“小院高墙”式精准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