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中了解思考如何成为行业领头者
能源消费总量明显地受到储存量约束，能源短缺与高能耗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环保影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能源金融人才和有效的能源经济的研究来为政府制定能源和经济政策提供建议，许多能源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在这一历史的重要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握此次契机，决定为即将到来的能源引领型社会打造尖端人才，联手美国杜兰大学培养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专业人才。
随着中国各类新能源的开发，渐渐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而传统能源技术的层面就是石油、天然气、煤、炭、沉积铀矿，近几年比较热的还有油页岩、油砂、可燃天然气、煤层气。这些基本都是地质科学和地质工程范畴的。
近几年由于国家的推动和政策补贴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风能和太阳能要想完成新一轮能源转型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能源属性和能源体系的挑战
虽然风能和太阳能是分布相对均衡和广泛的可再生能源，从总量上看，有成为主导能源的可能性。然而风能和太阳能的能量密度低，能量输出不稳定，且不可存储，使得这两种能量更适宜本地消费，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更适宜于分布式发电。此前太阳能和光伏的价格一直不具备竞争力，但近几年的技术进步，使得两者的成本不断下降。然而经济角度的因素并不能消除物理属性上的问题，从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相对顺利的原因之一，是化石能源的能量密度高、便于存储和运输以及原动机的效率不断替身，使之具有成为主导能源的先天优势。
所以能源属性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整个能源的生产、运输和消费体系的转型，从目前看，如果要消纳更多风电和光伏的发电，从集中式发电向分布式发电是一个趋势。
转型的动力差异
在了解本轮能源转型时一直存在一个疑问，即经济的驱动因素何在？因为几乎所有关于本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气候原因和环境原因。回顾历史上的能源转型，“新”能源的使用（包含“新的”原动机和“新的”一次能源）主要源于其一次能源相对安全可靠稳定和原动机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其匹配的能源体系构建也是市场自发完成的，或者至少政府的干预基本没有影响新的能源体系与前两个要素的匹配过程。也就是说之前的转型是因为新技术——新的原动机产生，而带来了一次能源使用的变化及能源体系建设的改变。从经济性考虑，其更高效的动力转化也是非常符合经济效益的。
然而本轮的能源转型，一开始就是在政府干预下推进的。全球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由原动机驱动为主转向政府政策主导,背后的动因是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
从这里可以看到思路转变的体现，即世界整体都在从一个以“效率”思维往“安全”思维转型，也就是说即使在短期看经济是不划算的，但为了长期的发展和安全可以牺牲短期利益，换取更长久的发展。这点不单在能源上，在制造业回迁本国，自主国产化等方面都有体现。
因此我们看到了几乎各国政府在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都是依靠政府支持和政策补贴。为了更长久的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过程必然是曲折的，因为“旧的”能源寡头更愿意沿着现有的能源体系前进，而不是转向新的能源体系。
转型的长期性与迫切的转型需求矛盾
从历史看，除了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小国外，多数国家的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且,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堆积的庞大能源规模和量级进一步提高了当前能源转型的“门槛”。19 世纪 90 年代末,当植物能源的份额下降到世界一次能源供应的 50%以下时,需要用来替代剩余植物能源消费而增加的化石燃料供给不到 20 艾焦(EJ)(相当于 4.78 亿吨油当量)。到 2010 年,全球化石能源每年消费高达 400 艾焦(95.53 亿吨油当量)。这意味着需要替代化石能源消费所要增加的非化石能源总规模是 19 世纪 90 年代的 20 倍。
当前能源转型的艰巨性与要求加快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的客观迫切性形成了强烈反差。近期中国 2060 碳中和目标的宣布，更加凸显了政府力求转型的急迫性，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倍感压力，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
在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中，德国一直被视为标杆，但德国能源转型也推高了电价。事实上，在前一阶段能源转型中，已建成的太阳能和风能项目补贴使得德国的电价很长一段时间在欧盟国家中处于高位。据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BDEW）的统计，2000-2013年，德国居民电价上涨幅度高达106.9%，企业用电价格涨幅为145.79%，远超欧盟其他国家。使得德国电价高企有诸多原因，但能源转型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当然成本问题随着光伏和风电的平价上网或许不会经历如德国电价高企的情况。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项目教授朱彤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能源发展提出新要求。能源发展要从强调能源供应和增长速度转向注重提高效率、减少消费、节能、绿色低碳和低排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能源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为了实现转型深化体制改革”。在朱彤看来，我国在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四方面问题：
一是深刻理解能源转型路径的差异性。各国在转向低碳、无碳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推进方式会不一样。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中国还是煤炭时代，世界已经进入油气时代，两者未来走向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过程肯定不一样。中国可能会跨过油气时代。
二是正确认识能源转型过渡阶段化石能源的地位变化。在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去煤”成为欧洲国家的主要政策，中国也提出了去煤，煤炭消费比重要往下走。然而，去煤最难的是去散煤，此外行政化去煤还面临反复问题。
三是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应置于能源转型框架下考虑，应符合能源转型的逻辑、方向和要求。中国提出“2030非化石能源占比20%”目标，就要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但当前还存在弃风、弃光、弃水等问题。
四是重视能源转型与能源体制改革叠加产生的两类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的“冲突”。对中国来讲，能源转型和能源体制改革叠加，体制改革反过来可能会影响能源转型，能源转型也可能影响体制改革，因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效率，能源转型目标是减碳。
在我国电力体系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希望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市场价格，一方面在转型的过程中要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在生产要素成本上下功夫，比如这几年一直强调的降低工商业电价，而另一方面为了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仍需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可以说几方面的目标和压力使得我国的电力市场发展困难多多。
在任何一个时刻，中国能源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更好更深入地谋划中国能源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将是中国能源人才在新时代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也是新时代中国能源事业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破解共性和瓶颈技术，是推动我国储能产业和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正是把握住了此次契机，经教育部批准，在2018年与美国杜兰大学合作举办“能源管理硕士”项目。每期招生30人，学生在职学习，学制为18个月。学生毕业可获得美国杜兰大学颁发的能源管理硕士（Master of Management in Energy）学位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