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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教授徐奇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发挥竞争机制作用

时间：2023-06-01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重要，如果没有得到发展，国家安全或将面临更大挑战，甚至难以保障，因此要重视该产业的发展。但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尊重科学技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内部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分工协调关系，在避免市场失灵的同时，也要避免政府失灵。

一、记者 ：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来看，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什么？

徐奇渊 ：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全球影响力很高，但脆弱性却不容忽视。根据我们团队崔晓敏博士等设计的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特别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的脆弱性指数是后两个行业的三倍以上。从表面上看，“卡脖子”是卡在了具体产品上，但实际上卡在了产品背后的专利技术、基础理论，甚至国际标准层面。

从产品层面看，在全球生产网络的节点中，中国的供应链影响力突出，中国出口的关键产品种类数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与此同时，我们通过观察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主要发达国家后发现，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其伴随的脆弱性也越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性也越大。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国家产业链二元悖论，即从产品供应链的角度看，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和绝对安全两者，似乎难以兼得。

例如，美国、日本、韩国、荷兰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的产业恰恰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更有竞争力，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正是机械设备。再如，法国是空客飞机的最终生产国，但该国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产品的脆弱度也排到了第三。

换言之，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具备这两个行业较高竞争力的同时，尚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这两大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其产业链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这也完全符合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即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和技术进步，对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来说都是如此。美国也是利用了全世界的人才、技术、资本和产品，才拥有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特殊地位。

从产品卡脖子往下一层来看，是技术卡脖子和基础理论研究的瓶颈。在专利技术方面，世界专利组织的PCT专利数据显示，中国专利技术的发展现状有几个特点：底子薄，进步神速，核心专利占比少，或者说存在一定专利泡沫，行业结构上存在偏科。

我们团队的新书《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细分了34个行业，对中国在专利技术上的总体差距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剖析。总体看，专利技术（包括更底层的基础理论）的差距，使得技术水平领先的国家出口的产品更具有差异性、垄断性，因此这些国家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更强的非对称优势。

而在技术上有非对称优势的国家，将更有可能同时实现产业链的发展与安全。

二、记者 ：对于战兴产业中存在的产业链、供应链难题，您认为该如何解决？

徐奇渊 ：从产品角度看，我们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产业链的悖论，要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深度融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维护好外部发展环境，这是对一国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维持高水平安全的要求。比如，与欧洲、北美邻国、日韩和东盟的友好关系，是对美国产业链安全和韧性的支撑，这些地区覆盖了该国绝大部分中间品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在目前全球生产分工格局下，谁的朋友越多，谁的产业链就越安全，反之亦然。

我们看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部分也特别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我们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这其中也包括在国际上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争取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并加强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

从国内视角看，我们经常把锻长板、补短板并列提出来，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资源有限，是侧重在某一方面投入更多资源，还是同时给予相同支持呢？

既然技术上具有非对称优势的国家，将更有可能同时实现产业链的发展与安全。如果两个国家在不同关键领域都有各自的非对称优势，就容易形成互相卡脖子的均衡，这类似于“核恐怖均衡”。从这个角度看，锻长板比补短板更重要，因此我们要通过发现优势、强化优势来锻长板。如果充分挖掘比较优势，并在某些关键领域锻长板，可能会比在各个领域全面补短板更经济、更有效率。此外，这种互相卡脖子的均衡，也是在目前条件下维系全球化进程为数不多的可选路径。

当然，一些有基础、值得期待领域的“补短板”也很有意义。从历史经验看，国产产品被研制出来后，即使比国际领先水平仍然落后一代或半代，但对于削弱垄断、增强竞争格局、改善贸易条件也是有意义的。因此，从总体上可以采取以锻长板为主、补短板为辅的策略，当然，在不同的具体领域中侧重也有所不同。

三、记者 ：战兴产业的企业需要怎样的支持才能更好发展？政府方面在出台政策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徐奇渊 ：政策对企业、投资、园区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营造良好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大浪淘沙、优中选优。

一方面，对于大部分优质企业来说，政策支持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初创企业，其资金、资源的持续需求量是财政政策难以满足的，需要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和资源整合。因此，有竞争力的企业，更需要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有效运转的法律、金融体系，以及稳定的预期和长期的信心。

对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其普遍的特征是，重资本、长周期、风险大、人才的国际化程度高，同时流动性也强，企业需要稳定的预期、长期的信心、政策的连续性。

过去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适用的，但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更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也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稳定企业家信心，给企业家带来更强的安全感，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产业政策时，要注意竞争中性，比如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不宜形成特定的保护范围。支持战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要注意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发挥赛马的鞭策作用，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个市场参与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

此外，我们也要积极引入外资企业。近年来，美国保护主义盛行，在打压中国企业的同时，也有意在高科技领域推动定向脱钩。在此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稳定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信心和稳定预期，继续对外资企业开放，推动引资补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全球范围内资本、人才、技术的资源整合，我们需要有大国气魄，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整合国内、国外的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在出台补贴政策的同时，也要注意补贴导致的多方面成本。第一，财务成本来自企业税收，这会对企业的盈利、再投资等造成负面影响；第二，机会成本方面，需要考虑当前的补贴用途是否最有效率，是否可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第三，对于不良后果的成本，要注意如果补贴给了低效企业，是否会挤压高效企业的生存空间；第四，也要注意补贴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跑冒滴漏”、骗补等情况。

因此除了特定领域之外，要尽量减少补贴，而且政策的出台要经过科学决策程序，一定要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或是自然灾害、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影响等情况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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