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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徐奇渊教授：投资和消费也是相互促进的

时间：2023-09-09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中国新兴经济体学会理事、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MFIN 项目特邀教授。

研究领域：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宏观经济、日本经济

从金融市场上来看，最近有一些积极的反应，这表明市场对2023年的预期明显在改善，经济修复预期比较显著。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对中国经济恢复的信心也比较强，国外的聪明钱也持续流入。我对GDP增速预测相对乐观，认为5%的增速肯定能够达到，并且通过努力，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比5%更高一些的增速。结构上来看，2023年的内需比较强，外需相对较弱，出口方面可能会经历一个下调的过程。

这里我关注一个主要的问题，2023年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还是靠消费？这是在最近讨论方面比较多的问题。我倾向于还是要靠消费，靠提振消费者信心来扩大内需。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从三大支柱来分析

第一个支柱是基建投资，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已经相当强劲，在政策的支撑下，名义增速达到了10%左右。在这个基础上，2023年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支撑，才能让基建增速稳定或提高，从这一点来看难度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支柱是房地产投资，今年房地产行业的表现可能是强政策弱表现，难以重回到经济增长的引擎地位。

第三大支柱是制造业投资，2022年全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总体比2021年下降1.9个百分点，这说明对工业制造业来说存在一定的产能闲置。分行业看，产能利用率上升或比较稳定的行业都属于上游的矿采选业、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大宗商品的行业，对应到地理空间上我们也看到，山西、陕西、内蒙等省份的财政状况相对好一些。所以从工业行业细分来看，剔除掉上游的矿采选业、石油天然气行业，剩下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幅度会更高，降幅应该是明显大于2个百分点，这些行业在此前受到的冲击更大。

总体来看，制造业投资在2023年能否走强，有这样两个不利因素，一是目前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偏低，二是出口来看，外部市场需求不太乐观。制造业投资的发展接下来将取决于消费反弹以及基建、地产行业的表现。所以，制造业投资在2022年表现比较强、基数比较高的情况下，会得到内需反弹的支撑，但因为外需的减弱和当前产能利用率下降的因素，也同样面临压力。

消费方面：从两类群体来看就业和收入信心

消费需求在2022年受到一些抑制，表现比较弱，甚至社零指标出现了负增长。在这样低的基数下，2023年消费反弹值得期待，消费很可能成为2023年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量。但目前消费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收入信心和就业情况这是决定消费的最直接因素，我们可以从两类收入、就业渠道来进行分析，一类是和政府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另一类是和市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

1、政府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群体

和政府相关的就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公务员。从一些东部地区代表性的城市来看，不少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在疫情之前开始有所调整，当时是因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看齐，是出于共同富裕的总体考虑。之后，在疫情影响下的过去三年中，由于收支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结余出现锐减，这已经影响到了一部分地方公务员群体的收入。

而且要注意到，每个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其实也是一个参考的基准线。如果公务员收入出现下降，大学、学校等事业单位就业人员，这些参照公务员标准的就业群体收入也受到一定影响。目前，有的地方所属的大学甚至出现了拖欠津贴和部分工资的情况。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这两个群体在一般地方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会进一步传导到其他社会群体。公务员、事业单位就业这两类已经是收入相对稳定的群体，如果他们的收入预期都受影响的话，其他社会群体的收入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困难，要避免这些短期的挑战拖延下去成为更长时间的困难。所以要遏制住这种趋势，一方面在疫情反弹的时候，消费经济循环重新打通，市场活力增强，地方政府的税源会有明显改善。但是因为房地产收入和土地出让金难以在未来一年的短时间内就有显著改善，所以需要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地方政府债务处置，包括央地两级财政关系的理顺，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让地方财政状况更加健康。除了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金融风险的影响之外，还要看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也可能会对消费需求的修复、经济复苏产生影响。

2、市场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个体工商户等民营企业

对于市场的就业信心，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外部需求的不景气。全球经济在2023年陷入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2023年我国出口增速会出现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这对外贸行业影响会比较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会受到影响，这样会有一部分人群的就业、收入信心受到影响。

二是疫情冲击导致的市场主体淘汰、出清，可能并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甚至是相反。过去的疫情三年期间，导致了很多市场主体被淘汰出清、或者正处于这样的困境边缘。我们在教科书上会看到，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是带来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过去三年的疫情冲击，这种淘汰的过程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很不一样。疫情影响之下的三年中，一些市场主体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失败，但这些类失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市场主体本身的经营决策错误，而是一种不可预期的因素、或者不可抗力导致的灾难性冲击。

而且我们本身还处在经济改革发展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一些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太一致的竞争环境。2022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给市场释放了信心，特别指出要给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平等的待遇，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但是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下，如果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肯定还是民营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这部分市场主体本身可能是很有活力的，对广大消费者的就业、收入信心也很重要，但在疫情冲击之下往往也是最脆弱的环节。

所以，疫情冲击不但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甚至可能优先淘汰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这种冲击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对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全国范围内注册的市场主体有1亿几千万个，这当中90%的市场主体都是民营经济，但这些市场主体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最大，这方面“伤痕效应”的修复有一个过程。这个伤痕如果几天就好了，那么痛苦的记忆就比较短，对将来的消费、投资影响就比较小。如果过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好，那么心理阴影面积就会比较大，就会对将来的消费、投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重视经济重启刚开始的过程中、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期，尽快把个体工商户、小业主、民营企业的信心重塑起来。这个群体的角色往往同时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对于消费需求的刺激有助于修复这个群体的心理伤痕。

我们需要认识到，信心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这是需要政策干预、提拔信心的理论基础。通常来讲市场失灵有很多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外部性。而市场信心也有外部性，同时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如果一部分人没有信心、比较悲观的话，这是会传染的，反过来，一部分群体有信心、很乐观，这也是会传染的，会感染到周围每一个人。特别是投资企业之间互动的行为，消费者和企业之间行为的互动。而作为单个消费者和单个企业，都很难影响整体宏观经济的信心，只有政府才能改变市场信心或者进一步激发市场的信心。与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都明显更大，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23年的内需修复和经济增长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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