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李扬｜为什么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已出版专著、译著32部，主编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撰写各类研究报告300余篇。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金融、物价卷）、《中华金融词库》、《金融学大辞典》等大型金融工具书7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200余项。
主要研究领域：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类似我国金融“脱实向虚”的论断和讨论，在美国便已出现。不过，那里提出的命题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由被称作美国“经济沙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向国会为货币政策作证时首次提出（格林斯潘，1996）。
这说明，金融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是一种世界现象。
金融的“疏远化”
在国会银行委员会上的那段著名证词中，格林斯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由于金融创新不断深化，货币当局使用传统手段（控制利率、控制货币供应）来对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其传导机制越来越不畅通，以至于货币政策效果日趋弱化。换言之，从机制上说，控制货币供应这样一个政策行为，要经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到达实体经济并对之产生影响，但是，由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传导效果不断弱化，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远，疏远化了。
基本事实就是，力度足够大的一项货币政策操作在到达实体经济层面之时，即便没有消弭于无形，也成强弩之末。确认了“疏远化”的事实，美国的货币政策范式便开始调整。格林斯潘抛弃了前任联储主席沃尔克的货币政策理念和手段，转而进入了一种没有主义，“去中介化”，本质上是某种新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模式。
其实，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早已在货币的原初形式中便已存在（马克思，1895）；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疏远化逐渐由内含而外化，找到了其多样化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探讨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略，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货币金融的发展历史说起。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便出现了。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功能，便是解决了储蓄和投资的跨时期配置问题。如果经济中没有货币，所有的经济主体就不可能有跨时期的储蓄和投资，当然也就没有储蓄向投资转移这一社会机制出现。因为，没有货币，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当期储蓄都必须而且也只能转化为当期的投资，并且，这种转化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经济主体自身。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生产者今年生产的东西没有消费完，他可以将之卖出，从而用货币的形式保有其储蓄。到了第二年，若有必要，该生产者就可以将这笔上期储蓄的货币支用出去，其当年的支出就可以超出当年的收入。有了资源的跨期配置机制，全社会的配置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但是，这样一个堪称革命的事情，其实已经蕴含着货币与经济相疏远的倾向。首先，货币一经产生，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两者不相一致是常态（马克思，1890）。其次，由于货币供应很可能而且经常与货币需求不对应，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一部货币史，就是探讨货币供应怎样与货币需求相吻合的历史；所谓对货币供求的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寻找一种机制，使得货币的需求得以充分展示，使得货币的供应得以伸缩自如，进而，使得货币供求经常地吻合。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呢？而且，为什么达到这种境界如此困难呢？那是因为，货币供应是虚拟的：它代表商品和劳务，但又不直接代表商品和劳务，尤其是，它只是宏观地用一堆货币去与一堆商品相对应，而不是一一对应地去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个体。
简言之，货币的产生，无非只是商品自身内部客观存在的“实”（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与“虚”（可以用来与别的商品相交换）之对立的最初的外化形式。
讨论了货币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金融。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做深入考究，货币和金融两个概念是可以不加区别来使用的。因此，寻常我们使用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概念，均可以表示相同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研究具体的、金融体系内部各种形式的关系之时，货币和金融就必须区分开来。
在这里，货币是供应到市场上用来便利交易的媒介，它也是价值计算的尺度；而金融则是已经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的有条件转移。正是因为有了金融，举凡信用问题、期限问题和利率问题等等，方始出现。
那么，金融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的是，它使得储蓄资源可以跨主体（在赤字单位和盈余单位之间调节余缺）、跨空间（储蓄从此一地区向彼一地区转移）地有条件转移。我们知道，货币出现以后，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具体财富都被抽象化为某一货币单位。金融产生之后，这个货币单位便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代价，并被赋予一定的附加条
件，由某一经济主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经济主体手中。
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资源配置得以完成，其使用效率也得到提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物跟钱走”，就是说，资源的配置现在体现为货币资金的分配，而货币资金的分配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和金融交易完成的。在这里，虚拟经济因素引导了实体经济因素的配置过程。
金融活动借助货币流通产生之后，经济活动进一步虚拟化了。这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源的实际流转逐渐被掩盖在货币借贷的洪流之下，而且表现为，货币交易自身开始成为目的，一批以经营货币为业的专门机构和人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当我们用存款/贷款的方式、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展开资源配置的时候，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新的风险也就产生了。
纯粹的实体经济不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单纯的货币流通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风险。更有甚者，金融产品一经产生，其自身也就成为交易的对象；在其自身供求关系的左右下，金融产品的价格可以飙升飙落，从而引起货币供求的盈缩，引起物价的涨跌，带来社会剧烈动荡。
在论及金融时，有一个被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不能不提及，这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问题。如果直接融资规模逐渐增大并趋向于超过间接融资规模，这就意味着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快，产生泡沫的可能也逐步增大。仔细想一想，当经济社会只有银行间接融资时，全社会的储蓄都将变成银行存款，而银行则用之发放贷款，从而实现储蓄到投资的转移。显然，在这种银行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下，由于银行只是中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只是“过手”，经济的泡沫不易产生。
更准确地说，如果这时出现泡沫，那也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货币和信用的供应超出（或不足）对货币和信用的需求，其最坏的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直接融资则不同。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由于其自身有特殊的定价方式，由于其自身就是交易对象，由于这种交易强烈受到自身供求关系的影响，它们的价格就可能严重背离其赖以产生的实体资产的价值，从而形成泡沫。
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这里所说的衍生产品，指的是其价值是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这里，“所依据的资产”指的是货币、股票、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应当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通过远期、调期、互换、期货、期权等手段，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构性”金融操作，我们的经济社会得以大规模地规避和转移风险，得以大大提高了流动性，进而得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同时产生了使经济进一步虚拟化的效果。如果说在金融原生产品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这种联系是彻底地被割断了。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本就不是根据实体经济来定义的，它的全部价值，只是存在于其赖以产生的金融原生产品的价格波动之中。发展到这一阶段，金融产品已变成了一个影子、一种称呼、一种符号、一个数字。更有甚者，对金融产品（原生产品）价格变化的追求甚至操纵，在这里可能成为无可厚非的“常规”，因为，金融衍生品本就是应金融原生品的价格波动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