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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蔡昉：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时间：2020-04-25     点击：   【打印此页】  【关闭】

蔡昉，汉族，籍贯江西萍乡，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在认识新冠病毒疫情及其经济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因此，最大限度地取得理论共识，对于决策者选择和出台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经济学家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此外，经济学家还乐于争论诸如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与其他的危机有诸多共同之处，遭受危机伤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也各有各的不幸。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毋宁说，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理论讨论中，着眼于对于这次应对疫情冲击具有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政策反应过度这回事

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事后看来每一次政策响应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体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尺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致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

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上。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

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疫情冲击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新冠病毒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固然一视同仁，但是，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对于获得免疫、治疗、康复机会的可得性，以及对于疫情经济冲击的程度和承受力都是不尽相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回顾疫情大流行和人类抗击历史时指出，预防和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技术，通常是按照社会等级序列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因此，对这位揭示美国“绝望而死”现象的经济学家来说，在病毒面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

诚然，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普惠性和可得性大大提高，而且，面对新冠病毒，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和政要精英，还是发展中国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非正规就业者，确有同样多的机会受到感染，受到感染后都会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然而，避免感染是否有选择的机会、患病后能够获得怎样的救治、疫苗一旦面世能否及时受益，特别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如何，却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国家之间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人产生的冲击不应该从其数量级评估，而应该就其性质判断。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损失，同时因波及实体经济而造成大量挣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丧失岗位。具体到个人，银行家和工人遭受损失的金额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前一情形中，银行家损失的是资本所有者的钱，投资人面临的是资本收益的多与少或者有与无的区别，而在后一情形中，劳动者失去的却是基本生计。

因此，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时，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因不具备完善的医疗保障条件，面临更大的机率首当其冲，生命和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胁与伤害；进而，当疫情进入高潮，封城和隔离等措施造成经济活动休止，脆弱的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财力维系必要的检测、救治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普通劳动者也更容易失去工作从而收入来源，在暴露在健康风险中的同时陷入生活困境；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正如经济增长并不产生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一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不会随着经济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回到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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