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是如何在能源转型道路上越走越远
能源管理专业是一个新专业，也是近几年新出来的专业，社科院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全球化的能源社交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能源金融人才。能源管理专业是政府新推的专业，就业面和前景很好。
但受疫情影响，今年能源消费增长下降明显。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0.9%，较去年同期增长下降了2.4%。其中，前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5.4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一、二、三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6.5%、3.9%、5.8%。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国内生产原煤27.9亿吨，同比下降0.1%。国家发改委运行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成品油表观消费量24930万吨，同比下降2.6%，其中，汽油同比增长0.7%，柴油同比增长2%，航煤同比下降35.9%；天然气表观消费量则为2309.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6%，较去年同期增长下降了6.7%。
能源消费量增长减速叠加多种不利因素，能源企业的经营业绩明显下滑。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上半年净利润为56.6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1.37%。南方电网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30.22亿元，同比下滑61.59%。今年前三季度，中石油实现归母净利润为100.67亿元，同比下滑73%；中石化净利润为235.0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5.69%。不过，受煤价下跌的影响，今年以来发电企业的经营利润增幅明显。
放眼“十四五”，受GDP增长预期及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的影响，全国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趋势明显。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报告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2.5%，低于“十三五”前四年3.1%的年均增速，到2025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预计达到54.6亿吨标准煤。
能源消费增速放缓，将加剧能源行业之间的竞争。过去全行业努力做大增量的竞争将逐渐转向存量的竞争。今年以来，各能源品种有关“十四五”的发展指标定多少，充满了争议与讨论。
近段时间，碳中和成为能源领域热议的关键词，能源的清洁化转型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能源品种清洁化鄙视链逐渐形成，风光等新能源>天然气>石油>煤炭。碳排放强度最高的煤炭成为能源转型替代的众矢之的。近期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世界煤炭协会向煤炭行业发布了联合倡议书，直指“当前煤炭行业正陷入一场极端的争议中，否定煤炭行业作为未来低排放的一部分，也忽视煤炭对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持作用”。倡议书提醒，煤炭工业不会消失，而是向清洁煤方向过渡和转型。
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朱彤教授还指出，当前需要理清我国能源转型的发展阶段，这是客观认识能源转型问题、正确应对转型难题的前提。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全球第一，达2.04万亿千瓦时，是美国的2.6倍，同时，我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间接二氧化碳减排16亿吨左右，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也居于领先地位。
“实际上，判断能源转型的阶段应从可再生能源份额看，而不是规模看。能源转型本身是一个国家内部能源品种的替代，发展的量再大，若占的比重很低，也不意味着能源转型进展很快。”朱彤表示。
据了解，2019年，我国风、光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重为8.4%，同一时期，美国为9.3%，巴西为9.8%，印度、日本等国家风、光发电占比均不超过10%，欧洲大部分国家则超过15%，德国的风、光发电比例更是突破了28%。此时，若以风、光发电比例10%的分界线划分，我国与美国、巴西、日本、印度等国一样，都处在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在朱彤看来，能源转型处在不同阶段，解决问题的措施重点也不相同。
他指出，根据欧洲的经验，当风、光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不足10%时，电力系统不需要进行太多的新增投资就可应对其波动性。例如，可通过优化与周边国家的联络线、提高化石能源发电机组灵活性、增强电力市场灵活度或通过加强需求侧的负荷管理等方式来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这些改善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措施都是属于边际改进，成本很低。
然而，目前，我国在解决可再生能源波动性的问题上存在一定误区，认为储能是解决波动性的最佳路径。
“在我国处在能源转型初级阶段时，眼睛盯在储能上并不合适，它的成本太高，发展储能应该是走上中级阶段之后的事了。”朱彤认为，“虽然解决现实问题时的付出被认为能源转型的必要代价，但这并非现阶段必须要支付的代价，因为有更为经济的解决手段。”
最后，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朱彤教授指出，目前，成本和技术已经不再是限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障碍，我们的问题在于相关政策和体制机制落后于技术可行性，这是“十四五”我国能源转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独特的问题：能源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的叠加。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我们的能源行业缺乏市场机制，市场和计划的杂糅带来了不少问题。欧美国家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是先于能源转型的，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市场机制也在进行调整，与之相比，我们也需要改变底层运行的模式。
其二是政策，朱彤认为，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重要的不是补贴，而是消除政策障碍，彻底改革旧的体制，将有利于能源转型的新体制构建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是，体制改革和能源转型的目标不一样的，因此手段也不一样。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而能源转型的目的是去碳。由于碳减排的外部性特征，因此要求政府出手进行一定的干预措施，但是干预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损失效率。
“例如，如果电力市场能实现完全市场化，可再生能源根本不需要小时数的保障，也不用全额消纳。因为电力现货市场的竞价规则是边际成本定价，而风、光发电的边际成本是零，一定是优先上网。因此，加快统一的电力现货市场和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最重要的保障机制。”朱彤解释称。
其三，技术创新的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今天，相比起体制机制，技术其实已经不是问题。而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当新技术出现时，它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不是关键（新技术肯定有弱点），关键是这一技术在未来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中是否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未来在能源系统中，并不能简单地只看低碳角度，更要强调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未来，电力系统会被成本很低的风、光发电占据主导，因此电源的灵活性是最稀缺的资源。若一种能源品种同时兼具经济性和灵活性，那么它将是不可替代的。”朱彤如是表示。
能源管理硕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美国杜兰大学合作举办的在职研究生，经教育部批准，2018年起开始招生，每期招收30人，学员在职学习，学制18个月，免全国统考，实行学分制，每个月集中授课一到两个周末，不会太占用工作和生活时间~
世界经济格局在逐渐改变，中国的能源市场也刚刚融入世界。在这一历史重要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把握此契机，决定为即将到来的能源引领型社会打造尖端人才，联手美国杜兰大学培养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专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