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李扬： 有明确有效的应对战略，中国经济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研究会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三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已出版专著、译著32部，主编3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撰写各类研究报告300余篇。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金融、物价卷）、《中华金融词库》、《金融学大辞典》等大型金融工具书7部。主持国际合作、国家及部委以上研究项目200余项。
五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5年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获首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2016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1992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选国家首批“百千万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专业领域：金融、宏观经济、财政。
财经网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4.4%，全球贸易增长-10%。面对挑战，我们有明确的，有效的应对战略，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本世纪以来全球债务出现新现象，李扬指出，最大的特点是富国即发达国家欠债，这些国家握有国际储备发行权，应对债务的手段完全不同于非储备发行权国。发达国家欠债可以通过印钞解决，由此引发债务等问题，造成债务洪水滔天。
面对新形势的战略转型，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李扬教授表示，不要把“双循环”理解为回归自力更生，更不要曲解为闭关锁国，而是一个在发展中、在开放环境下的“双循环”，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的转型措施。如果国际市场封闭，中国各部门影响不一，需要有不同政策。
他提出，转型需要注意：一、深化改革进程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要依赖市场化手段展开；二、循环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存在堵点；三、发挥企业作用，高度重视非国有企业；四、降低成本特别是体制成本，在此过程中加强产权保护；五、金融载体，金融深化为配置提供条件；六，机构、市场调整，需要有商业性、开发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体系，重点发展保险、养老基金和各种非银行机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尤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以下为社科院与杜兰大学金融管理硕士李扬教授发言实录：
非常荣幸再次参加《财经》有影响力的年会，这个主题非常切中实际，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点感想：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我还是持悲观态度，经常和大家交流，大概十年以来，我一直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我们看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不妨引述他们的分析，因为现在的分析差不多，中国社科院也有两个团体在做这些预测，预测的方法差不多，数据差不多，趋势也没有变，所以结果差不多。
全球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今年增长是负4.4，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大家对未来的趋势不看好，很多人原来觉得是短时间的下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个堪比上世纪29、33年的一次大的萧条，我本人也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可能亚太区受的影响更大。
好消息是，在整个全球哀鸿遍野的背景下，中国是一个唯一正增长的大国，这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一期展望上预测的数据。讲全球经济就不能不说全球分工，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道理是分工，专业化分工，交换，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不二法门，而现在的情况是锁闭了，疫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有新的锁闭的发生，我们看两个指标，一个是全球GDP，一个是全球贸易，如果贸易增长率低于GDP，特别是长期低于GDP，是一个收缩的，不是好消息，意味着未来、再未来的情况比现在还要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今年全球增长是负4.4%，全球贸易增长是负10%，而且还会下滑，贸易对各国的经济都是负的变量，中国到现在为止，情况还不错。
第二，让人担忧的是实体经济已经是这样了，那边金融问题越来越大，债务危机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前年在《财经》的论坛上，我被安排的主题是债务，我所在的国家实验室最近几年做过一件事，就是编资产负债表，根据资产负债表衡量国家的债务。这里有一个图，是世界银行2019年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债务浪潮，而且回顾了上世纪以来几次重要的债务浪潮，债务越来越多，这是没有问题的了。值得关注的是，本世纪以来，债务出现了新现象，现象的第一个特点是富国欠债，以前我们说拉美国家欠债，亚洲国家欠债，东欧国家欠债，都是穷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而本世纪以来突出的现象就是发达国家欠债。由此带来的第二个特点，这些国家手头握有国际储备的发行权。于是就有第三个特点，他们应对债务的手段和那些非储备发行权国的是完全不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媒体连编累牍的在报道韩国的老太太小媳妇们捐耳环、捐各种各样的首饰还债，那是要用真金白银去还的。如果是发达国家欠债，特别是美国欠债，不用这样，印钞票就行了，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现象，就是债务问题，债务货币化等等都是由此引发的。现在全球来看是这样的情况，是美国、欧洲、日本欠债，用自己的储备货币还这笔债，于是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债务洪水滔天。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情况，从国内来说，国际上有很多泛滥的流动性。怎么办？我遍翻国际文件，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说债务怎么办？一个国家内也许说债务货币化，特纳教授说过债务是魔鬼，他在中国推销。国内可以有这样的措施，但在国际上，他发出去了，你持有它的货币还趋之若鹜，美元增长你还很高兴，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处置债务？实际是一个新的挑战。
当然我觉得国际货币体系恐怕到了一个要重新评估，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发挥较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从从属的货币到能够主导性的货币，我们叫做大尺度的事件，10年、20年都见不到太大的变化，但是值得追求的，而且可能是一个趋势，我们值得为这个前景努力。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新形势的战略转型，我主要想说的是，不要把双循环理解为回归自力更生，更不要曲解为闭关锁国，而是一个在发展中、在开放环境下的双循环，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一个战略的转型措施。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外依存度也不能太高。如果国际市场对我们封闭，对中国各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我们肯定要转型，转型需要注意几个要点：第一，它应当是一个深化改革的进程，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是一个要依赖市场化手段展开的进程。
第二，循环畅通。政治经济学开始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几个环节都存在着需要疏通的堵点。
第三，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发挥企业的作用，必须要高度重视非国有企业的作用，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对于小微企业，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四，降低成本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是非常高的。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产权保护，发展格局的变化意味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变，现在资源配置主要在要素层面上。
第五，金融，金融是载体，两头在外到双循环为主，意味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而这个调整的载体是金融，所以我们要把金融深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有两个要点：一是要为整个配置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三率”，即利率、汇率、国家收益率曲线，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试想这样一些市场调整的参数不准确、不灵敏，谈何有效配置，所以这个问题要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第六，整个机构，整个市场都需要调整，我们需要有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体系，我们特别重点需要发展保险、养老基金和各种非银行机构，我们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尤其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对外开放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